律是古代用来校正音乐标准的管状仪器，共十二支，成奇数的六支称为律，称偶数的六支成为吕，统称十二律。

{3}56-57因为，对于立法机关而言，立法机关必须针对某一特定的法律现象制定某些法律，但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往往也存在着立法成员之间价值取向的不同，从现实看，立法本身也并不需要就法案的具体实施效果和价值追求达成一致的认识才能通过法案。就判例法而言，问题不在于先前法官的意图，而在于现任法官对先前案例的有意识的重组{3}58，也就是说，对于判例法，现在法官本人的价值观和对该判例的价值认识是关键。

[3]在吴宏耀博士看来，社会认知背景对认识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它是个体认知的力量源泉，个体对外界的认识必须从社会认知背景中获得相应的知识、概念和推理方式。正因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价值宣示，而具体的法律规则、法律条文是法律原则的展开和具体化，所以，作为价值的法律原则一定是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中应当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对适用法律的价值发现也就是对法律原则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同个体认知活动的交汇点、个体所获得的认知只有获得社会认知背景的支持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同。倘若操作渠道不畅通，即使设想的价值再完美，也都会流于镜花水月，甚至与逾期价值南辕北辙。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风险固然可以最好地保证我们免受其威胁，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法院遵循字面解释而不能利用那些有助于它达成正确结论的信息就是对的。

三是法官对适用该判决的法律中的价值发现虽然最高审判机关曾于2001年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确立了其他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这一抽象人格权规范，但基于司法体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民法制度对抽象人格权的法律设置，仍旧显得迫切。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处理劫机事件，乘客安全要紧。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应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发展的战略高度。我们的法理学过去受西方一位学者的影响，把所有的法律都归结于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把权力看作是权利的一部分。

人们企盼我国的政治文化取得更快更多的进步，也主要寄希望于扩大自由度，更好地营造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行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30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所创造的世界奇迹， [14]主要应归功于自由。

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与权利的区别也不甚了解，甚至有些重要文件还多次出现过概念混淆。[8]参见[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计划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权利经济。第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前面列举的以人为本的九个方面的观念、原则与政策，最终都应当通过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得到体现与落实。参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人为本而不尊重、维护与实现人的利益那就是一句空话。最近基于笔者对以人为本的理解，还应在这两句话的后面加一句：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是最坚定的人本主义者。

现在我们翻开报纸，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个地方和部门都在搞人性化管理。第九，权利优位于权力。

应当牢固树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同时，应当认真贯彻落实执政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

笔者认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有以下八点区别： (1)国家的职权与职责相对应在法律上两者是统一的。[3]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我们的法理学从来没有这样一章，专门研究国家的职权和职责这对基本范畴。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首先要尊重人的利益。[17]参见李步云：《论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版，第216、218页。[9]以人为本同以物为本相对立。

公民的权利则可转让或放弃。必须善于发现与集中民智。

第六，坚持人的独立自主。[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毛主席也一贯主张要慎杀，少杀。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近些年来矿难严重，事故不断发生，已经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已到不能再容忍和非扼制不可的地步，并正在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予以解决。

这些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14]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9·8%，城乡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毛主席说，罪犯也是人，要把犯人当人看待。[10]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7页。

笔者在该文中也强调，法的人本精神是法的最高层次的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本主义、民本主义。自从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来，在中国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中，人的人性、人格、人道和人的尊严，越来越受到尊重。

早在1995年，笔者在《现代法的精神论纲》一文中就已提出现代法的人本主义概念，指出一切从人出发，把人作为一切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提高所有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准，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法律的终极关怀，成为现代法制文明的主要标志，成为现代法律创制与实施的重要特征，成为推动法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以人为本属价值观范畴，就像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一样，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原理与原则。

当官的是管老百姓的，用的手段是法律，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老百姓只有遵守法律的义务，权利观念长期以来都非常淡薄。【参考文献】[1]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3．司法适用中的转变—宪法未列举权利被激活与产生美国联邦宪法第9修正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规范的方式保护那些宪法所没有列举的权利的条款。但是，当他发现主张有权利法案的多数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如若不制定权利法案，宪法就可能无法被批准之时， [25]他就坚决地向反联邦党人做出了让步，明确地表明要保护一些不受联邦政府掌控的基本权利。

以法典形式构筑权利框架和体系有其固有的优势和缺陷，其优势体现在稳定与明晰，而其缺陷则体现在僵化和凝滞。[16]对此，夏勇教授有着深刻而精当的论述：尽管从我国的传统学说和当代理论中很难找到西方式的自然权利，但人之作为人的要求和尊严……，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是人之天性、民之本性，我们的同胞也是人，是正常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人。

他们不希望在没有满足需求时被说成是没有需求。在康德那里，人是必须受到尊重的对象，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将该条视为对本章权利义务的导引原则似乎也可成立，因为该条的第1款和第4款都是统领整章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垄断资本对人的异化而侧重对资本弱势者进行保护，这时法律人格的形象又转化为弱而愚的人。